“新冠肺炎”为何多次改名？SARS、埃博拉…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

病毒的名字都是怎么来的？

在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大规模、感染力极强的病毒已经在中国感染超过2万人，它使得中国部分省市封城，亦有国家关闭与中国的边境。但是，这个病毒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正是因为病毒迟迟没有命名，国内外人民均热衷给它取外号。其中“武汉肺炎”“中国病毒”这样的称谓明显带有地域歧视。国内频现湖北人回乡信息被泄露、武汉人住宿被拒等“抗鄂”事件。而某些外国媒体使用的“Wuhan Coronavirus”“Chinese Virus”等称呼带有极大偏见，已经引发了国际上一些歧视华人的行为。

终于，在2月11日晚，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的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上宣布，将新型冠状肺炎疾病名命名为“COVID-19”（“19型冠状病毒病”）。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正式把这次新冠肺炎病毒命名为SARS-CoV-2（“SARS冠状病毒2型”）。

一、“新型冠状肺炎”为啥久久不能取名，一取名就是“COVID-19”？

“一种新病毒或疾病的命名通常都会有延迟。截至目前，大家的关注焦点都在公共健康举措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高级学者、助理教授克丽丝托·沃森指出：“但是出于多重原因，病毒和疾病的正式命名是很重大很紧急的事情。”

而此次疾病在正式命名为COVID-19之前，它的外号有6个之多：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SARI、中国肺炎、NCP。

由于之前的名称，难记、难写又拗口，不利于沟通宣传，也不能反映病毒的危险性、传染方式等更多信息，所以病毒名字迟迟没有定下。

最终，负责给病毒命名的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经过两周的讨论，将新型冠状病毒的正式名称提交给WHO，将此次疾病名称正式定为COVID-19。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的疾病名称是“COVID-19”，其中“Co”代表“冠状病毒”，“Vi”为“病毒”，“D”为“疾病”。而把引发它的病毒命名为SARS-CoV-2。

二、病毒取名的来由：埃博拉、霍乱等……都是怎么起名的？

没人喜欢与传染病、病毒，扯上关联。因此，给疾病、病毒命名，可能是令人头秃、令相关机构心焦的博弈。

基于此，2015年5月，WHO发布“命名实践”，并呼吁科学家、国家当局和媒体广泛采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给国家、经济和人民带来的不必要负面影响。

为此，WHO发布了一份指南。据此，病毒的命名不得包含以下内容：地理区位、人名、动物或食物名称、涉及特定文化或行业。此外，病毒的命名应该简短而具有描述性。

推荐的命名思路是，采用：疾病症状方面（如呼吸道疾病、神经综合征、水样腹泻）的通用描述性术语和疾病表现；受影响人群（如青少年）；疾病严重性（如进行性、严重）；季节性特征等有力可得信息方面（如冬季）。甚至是任意标识符（α，β，a，b，I，II，III，1、2、3）。实践还建议，按照首写字母进行缩写，也要谨慎。

那么，埃博拉、霍乱等病毒，起名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1. 埃博拉

按照惯例，疾病的名称都会冠以发现者或发现地的名字，但埃博拉却不属于这两种情况。 　　

为什么要把这种神秘的病死率高达90%的凶险疾病称为埃博拉？埃博拉最早见诸记录的是在1976年，当时埃博拉在苏丹暴发，然后蔓延到扎伊尔(现为民主刚果)一个叫杨布库的镇子并暴发，疫情肆虐55个村庄，导致280人丧生。

当时，WHO派了两名医生到当地调查并帮助治疗这种烈性传染病，他们是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希尔·霍克。到达当地后，这两位医生发现，之前一直没有对这种神秘的疾病命名，但是疫情的暴发不能使这种疾病一直成为无名氏。 　　

当务之急之一是为这种疾病命名。尽管杨布库作为地名也可以成为该病的名字，但这似乎不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而且他们觉得也许不能给这个小镇再增添任何污名。于是，他们研究了这一地区的地图，注意到杨布库附近有一条河流，便决定以该河的名字命名这种由丝状病毒引起的出血热疾病，即埃博拉(Ebola)。

2. 霍乱

“霍乱”这个词，确实古已有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就有“呕吐霍乱”的记载。以后历代医家均沿用它作为病名，并对该病有更形象、更系统的描述。中医高校统一教材《内科学》(1983年版)对霍乱的定义是:“...起病急骤...上吐下泻，顷刻之间，挥霍缭乱，故名霍乱。”

而西医用“霍乱”这个词，决非“古已有之”，它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医随同西方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来到中国后才出现的。西医所指的“霍乱”，本来音译为“虎列拉（Cholera）”，后来有人发现中国“霍乱”词非常传神，便用来指称“虎列拉”,"虎列拉弧菌”也相应地改称“霍乱弧菌”。

3. SARS

2002年底 ,我国广东出现一种传染性肺炎，因为当时没有找到确切原因，所以暂时命名为“不明原因肺炎”。后来，钟南山院士及其他医生认为，用“非典型肺炎”命名更实际一些。

随着病毒的蔓延，它传染性强的特征逐渐暴露，并且有别于细菌性肺炎，而被命名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而用得更多的是“非典型肺炎”，或简称“非典”。

2003年3月，WHO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 ,SARS)。“非典型肺炎”不是新名词 ,概念过于宽泛 ,且有WHO命名的病名 ,为方便国际学术交流 ,目前应使用SARS。

三、病毒及时命名的重要性，不及时命名有何影响？

传染病是人类的头号天敌，人类的生命进程中死于传染病的远高于战争与任何形式的自然灾难。由于对传染病的恐惧与无知，人类对传染病的命名充满了文化敌意。此次肺炎曾被名为“武汉肺炎”，这让武汉乘客乘飞机被同胞抵制，现在想来，五味杂陈。

1月27日，日本名古屋机场中部机场。70名上海乘客和16名武汉乘客发生了一场震惊日本全国的抗争。

大年初三的一大早，一群中国游客乘坐旅游大巴赶到名古屋中部机场，准备搭乘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Z380返回上海，起飞时间是上午9点25分。

在各自办理完登机手续后大家都在候机厅等候登机，很多人乘客戴上了从日本刚买的口罩。虽然远在日本，但是大家还是对发生在中国的新冠型肺炎疫情有一些恐惧。

这时候，一位上海阿姨发现对面有人在用武汉话交谈。她马上把这一敌情传递给了同行的上海乘客。没过多久，又有人发现有武汉乘客往嘴里塞感冒药，一下子形势发生恶化。

上海乘客马上跑到登机柜台对空姐说，这群武汉乘客有人在发烧，不能让他们登机。武汉人当然也迅速感受到了上海人的来者不善，坚称自己没有问题。于是，形势迅速恶化，上海乘客抛下一句：如果让武汉人登机，我们坚决不登机。

南航的工作人员无奈只好找来温度仪为武汉乘客测量体温，在告知上海乘客这些武汉人中没有人发烧之后，上海乘客坚决不相信。

于是，起飞时间已到，但是乘客仍然无法登机。这时，网名为“徐小柚子”的武汉乘客发了一条“要崩溃了”的微博诉说被上海乘客抵制的遭遇，迅速受到网民的关注。上海的乘客则利用微博发起反击，并向上海方面举报有发热的武汉乘客入境。

最终，这些上海乘客没有跟武汉的乘客一起起飞，而武汉乘客则在进入上海之后因为被事先举报而被及时隔离。这起中国乘客拒绝同机的事件，不仅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最终还惊动了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以及日本全社会，并上了日本电视新闻。

由此可见，病毒的命名不及时会造成一些本不必要的混乱。

1. H1N1病毒

2009年，H1N1病毒曾被称为“猪流感”。不可否认，“猪流感”这一称呼形象生动，让人印象深刻。这导致很多地区的猪被大量宰杀。然而，H1N1病毒是人传播的，并非猪。

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鉴于“猪流感”一词会令公众误解眼下在墨西哥、美国等国暴发的疫情缘于接触生猪或食用猪肉，世卫组织将停用“猪流感”这一称呼，而用学名“A(H1N1)型流感”代替。中国则将“原人感染猪流感”改称为“甲型H1N1流感”。

2.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

2012年发生的MERS以“中东”命名，引发了污名化争议。WHO此前就曾批评了2015年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命名。

该病毒首现于沙特，继而在中东其他国家及欧洲等地区蔓延。2013年5月23日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组成的国际小组准备建议，将这种新病毒命名为中东地区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

对此，WHO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一些疾病的名称针对了特定的族群，造成了对该族群的不利影响，制造了人们在旅行、贸易等方面遭遇不合理的阻碍，还导致了一些本不必要被宰杀的肉食动物遭宰杀。”

3.梅毒

十五世纪末，一种性传染病开始在欧洲蔓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梅毒。

一般认为梅毒是由哥伦布1493年由美洲大陆带回欧洲的，当时欧洲最好的医科大学都在意大利，梅毒由妓女传播，法国人又喜这口，不幸染上梅毒后被称作“法国病”，也有称“高卢疮”的。

后来意大利被西班牙入侵欺负，梅毒也被称作“西班牙疮”，这种病名在欧洲迅速传播，流传很广。这现象惹得法国人西班牙人都不高兴了，他们联合起来把梅毒又唤作“那不勒斯疮”，因为那不勒斯市是意大利南部的著名港口，港口自古都是疾病交集区。

再后来，梅毒传入中国，由南及北，因为由广东传入，被委屈地称为“广疮”。

病毒名称的广泛流传必须要有传播特点，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给国家、经济和人民带来的不必要负面影响。此次的COVID-19，就是由于命名的不及时，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混乱与歧视。而对于病毒的命名，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希望，新名称除了有助公众了解病毒，也让研究人员不用浪费时间和产生误会，可以专注抗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