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一、人口数据

早前，关于人口的消息不少，此类话题也容易引起大家的讨论。下面五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有点多，但不要怕）

1、2019年末，我们首次突破了14亿人。

2、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死亡人口998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1527万人，女性人口68478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5（以女性为100），女性少于男性。

3、中国的年龄构成显示出老龄化趋势，16至59周岁劳动年龄人口8964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0%。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12.6%。

4、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0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5162万人，减少123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

5、全国人户分离人口2.80亿人，比上年末减少61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2.3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515万人。

大林估计，不少人看到这样的数据后会“头晕”。不过，你不用怕，下面我们将抽丝剥茧，一步一步地理解数字背后的经济真相。

二、年轻人更不愿意要孩子

我们首先分析第一个关键数据“1465万”，这是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

2013年-2019年，出生人口逐步下滑，且一孩占比越来越低，从2013年的64.40%降至40.50%。

在生育率如此低的情况下，一般而言，一孩比例应该超过50%。现在出生的二孩多，绝大多数是早前被压抑的生育意愿的释放。

举例一：

一个1975年出生的女性，2000年的时候生育了第一个孩子，虽然她希望要第二个孩子，但计划生育政策使其没有生育。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她已经41岁了，属于高龄产妇，不敢拖延，赶紧怀孕生子。

1970年-1980年出生的80后在2016年已经35岁-45岁，属于高龄产妇，生育时间紧迫，赶着2016年-2017年生育。所以，生育意愿释放较快。

然而，80后到了2016年才25岁-35岁，生育迫切性稍轻，可以灵活安排，但也不会拖得太久，大部分会在5年内释放。这也是生育堆积的一种，不可持续。现在，众人想靠90后提升生育率，成功概率很低。

未来五年，我们将可以看到生育率更加明显变化！大林估计，后续讨论会更多。

三、城乡男女失衡

第二个数据是“104.45”，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5（以女性为100），女性少于男性。

简单的数学计算，很多人都可以得出我们会多出“几千万光棍”的结论。

实际情况是男女各自单着，且城乡男女不平衡更严重，基本是小城市和乡镇里男人容易单身，大城市里女人容易成为剩女。

举例二：

辽宁省铁岭市作为一个中小型城市，大部分读者应该不熟悉，2015年男性人口135.37万人，女性人口129.92万人，人口性别比为104.20。若时间往前拨，2010年铁岭人口性别比为102.94。

在中国，类似铁岭这样的城市还很多，特别是人口流失比较多的中小城市。

然而，不是所有城市都类似铁岭市，辽宁省内的沈阳市就大不一样。2000年是男性比女性多，到了2010年就出现了逆转。

沈阳市性别比：

2000年：1.02

2010年：0.99

2017年：0.97

在讨论剩男剩女问题时，明面是情感问题，本质是经济问题。当然，反映到现实就是婚姻愈发不稳定。

日本的数据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010年数据显示，日本30-34岁女性未婚率达到约35%，甚至35-39岁女性未婚率也达到23%，而35-39岁日本男性的未婚率更是高达35%，超过20%的日本男人终生未婚。

四、老龄化逐步上升

第三个数据是18.1%，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12.6%。

一般而言，一个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者超过10%即该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

如今，老龄人比例增加，则社会抚养压力增加。

道理很简单，年轻人缴纳五险一金，退休的老人才能领取退休金。我们通过制度的方式，相当于在工作的年轻人和退休老人间订立了一份“契约”。

基础养老金=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本人平均缴费指数）/2*缴费年限*1%

2009-2015年，养老金年均增速高达10%，2016年降至6.5%，2017年更是降至5.50%，2018年和2019年年均增速为5.00%。

小白读财经早前文章《黄奇帆：延长女性退休年龄可每年增加1万亿元养老金，然后呢？》就讨论了退休金的困局。

在可预见的将来，80后、90后可能要面对更加长的工作年限，自身也要为自己的养老早做安排。

当然，各位也不必慌张，国资注入社保早有动作。

早前有机构估算，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净资产约50万亿元，金融机构净资产约20万亿元，扣除重合部分和非国有部分，总计在20万亿元-50万亿元。

划转10%的国有股权至社保基金，意味着将有万亿元级别的资金注入社保。

在此，大家应该看到社保应对“老龄化”的思路，除了年轻人缴纳五险一金养老人，未来还要大力开辟“投资”的新路子。

社保基金不仅投资国有企业，也投资民营企业，最典型的是投资蚂蚁金服。

当时，蚂蚁金服从阿里剥离出来，估值300亿美元，社保基金投了78亿人民币，占股5%。去年年底，蚂蚁金服估值1万亿人民币，社保基金的占股涨到500亿人民币，投资回报相当可观。而当初，社保基金投资决策会还觉得300亿美元的估值太贵了。

在国家层面，通过投资来解决养老问题，其实并不新奇。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PP）是加拿大退休老人的“钱袋子”，属下机构CPPIB负责该计划所辖资产的具体投资。2011年，CPPIB就投资了阿里巴巴，还投资了雅虎、软银控股和银湖资本。

由于北美地区婴儿潮人士开始退休，退休基金支出大增，迫使这些原先过于依赖北美股票市场的退休基金有计划地投资于全球股市及房地产、基础设施和私募基金，以缓解局部地区单一投资品种涨跌带来的巨大影响。

为什么这些退休基金要全球投资呢？

日本老龄化严重，土地和房产价格长期低迷，房子交易不活跃，而且政府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存钱几乎没有收益。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经225指数接近4万点，而后跌至7000点附近。近些年，日本奉行“安倍经济学”，日央行开闸放水，央行自己出钱购买日经225指数ETF，结果日央行成了指数上九成分股的前十大股东，这才把指数维持在两万点附近。

在死水潭中，无论你如何用力搅动，并不能让它变成活水。

日本政府天量撒钱的行为，让日本的国家债务规模达1000万亿日元，债务比例(与GDP的比值)超过了200%。

五、城乡结构

第四个数据是“60.60%”，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

城镇常住人口8.48亿

乡村常住人口5.51亿

当然，我们的年轻人不可能全部住在“户口本”上，流动人口在人口占比不低。全国人户分离人口2.80亿人，比上年末减少61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2.3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515万人。

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城镇化的天花板了。

假设流动人口全部是农村户口，且全部转化为城镇户口，则我们城镇化最多能提高16.85%，即76.85%。

现实是我们不可能将全部流动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因为大部分年纪超过40岁的农民工对于落户城市兴趣不大，真正可能落户城市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

当然，年轻人不去大城市谋生也不行，因为大城市和小城市存在经济和财政上的存在割裂状况。

B市是一线大城市，财政收入非常丰厚，2018年收入合计3364.07亿元。

大家可以发现B市的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了大头（2893.98亿），其中的个人所得税（728.46亿），增值税（998.55亿）和企业所得税（710.22亿）已经占了税收的84.21%。

这说明了什么呢？

B的财政收入源于税收，而丰厚的税收源于工商业的繁荣。

看了财政收入，我们还得分析财政支出。

2018年的总支出为3265.53亿元，其中教育支出（401亿），科学技术支出（330.94亿），城乡社区支出（363.06亿），交通运输支出（389.42亿）占了大头，四者合计支出占比为45.45%。

B市的财政支出集中度并不高，各项支出相对均衡。

作为对比，接下来大林将给你看一座县级市的财政收支的样板。

G市是一座普通的县级市，农业产值占比较高，2018年财政收入为78.13亿。

小城市嘛，财政收入比一线城市B少也没什么奇怪的！可是，大家细看表格可以发现，G市本级一般公共财政收入才17.58亿，上级补助收入58.55亿，补助收入占比高达74.93%。

现在明白了吧，小城市不仅小，而且需要上级财政进行输血！

具体到G市本级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税收收入9.73亿元，其中土地增值税（1.58亿）、耕地占用税（1.47亿）、契税（1.83亿），这三项涉及土地和房产的税费已经占据了税收收入的50.15%。非税收入7.84亿，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2.81亿）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3.99亿）占据绝大部分份额，高达86.73%。

G市（县级）主要依靠土地和房产，实体工商业并不发达。

有人说，工商业不发达没关系啊，我们搞好农业也可以，稻花香、果儿甜、满山的走地鸡，这样的生活不惬意么，况且G市还有大受欢迎的荔枝，农业也可以赚钱。

我不能说，这种想法不正确，但从财政的角度而言，农业甚少能获取税收，相反需要财政支持。如今，我们是工业反哺农业，G市在2018年就投入了5.79亿到农林水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