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丨汪涵作序《湖南方言響應计划调查手册》出版

《湖南方言“響應”计划调查手册》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于2020年12月正式出版，为湖南卫视汪涵先生发起、资助“響應”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本手册由湘潭大学陈山青教授、南京大学陈立中教授、湖南大学彭建国教授主编，湖南师范大学鲍厚星教授主审，汪涵先生任总策划，并亲自作序。此书为“響應”计划项目系列著作中的首部，也是目前国内汉语方言调查手册中总体量大、内容极为丰富的一部，包括方言和口头文化两个板块共12大调查项目：概况、语音、词汇、语法、自选话题、自由对话、方言熟语、民间歌谣、民间故事传说、方言吟诵、地方特色曲艺及自由调查。其中，单字2500个，字量适中；词汇2910条，兼顾南北方言的共性和湖南方言的特色；语法220句，绝大部分为原创，并多附有湖南方言说法。所有调查表格配有电子版，可扫码下载。

本书可作为汉语方言调查专门用书，也可作为方言研究者及爱好者的参考书。

汪涵序：乡音谁可托

2015年6月23日，《湖南方言调查“響應”计划调查手册》（试用版）问世。历经四年的调查和实践之后，山青、立中、建国三位博士在试用版的基础上，综合团队负责人的修改意见，经过四次修订，《湖南方言“響應”计划调查手册》终得完璧。书稿付梓之际，竟有许多话哽咽在喉。

我父亲是江苏人，母亲是湖南人，加上对方言的偏爱，这势必注定我是一个从小就在“江湖”方言中自由行走的孩子。四岁，我从苏州老家回到父母身边，在湘潭定居，对方言极为敏感的我很快学会了湘潭话和市里的厂矿话。不多久，单位宿舍区里的多种方言如上海话、四川话、湖北话、常德话、邵阳话等也成了我口中丰富平淡生活的调味料。

离家读书之后，我方知方言不但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情感的维系，文化的念想。对自身语言天赋的得意慢慢开始变淡后，即沉淀为工作与生活中的种种苦乐。

乡音所勾起的惆怅和欣喜，常如黄昏的雨滴或者深夜的大风，在人生的端坐中阵阵袭来。我记得离家的时候，对于方言的感受正如林尚仁的诗句：村路每于泥处滑，乡音渐与市人非。而之后的种种羁留与苦修，也有苏轼的一句诗可以作证：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在湖南电视台参加工作后，我会不由自主地在主持场景中穿插一些方言，以便与嘉宾拉近情感，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这样的事情重复了几百次之后，我隐约感觉演播厅不是我与乡音相逢的唯一方式，我也知道故交和新欢不是乡音的所有伴侣，我在这方面浸入得越深，越感觉它以岁月的绵长之力在赋予我一种责任，这里面必定有一种更为博大的东西在吸引我，它美丽绚烂，神秘遥远。我必须以另一种方式，一种更高效而有持久力的方式，将阡陌中的乡音纳入思考的音轨，让它成为文化的献礼。

那几乎就是一种顿悟，如果摆脱“乡音渐与市人非”那种个人的感受，乡音渐远现象的实质，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现象。在传统中国，大多数的人际沟通都是以方言进行的本地化沟通，所谓的“官话”，往往是在特定的行政系统和文人系统里起作用，而以宗亲为纽带的本地化沟通，方言就是语言的全部。但随着道路和工具的进化，狭隘的本地化沟通，势必让位于全国化甚至是国际化的沟通。这种演化在现代社会进行得尤为剧烈。

当方言慢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珍贵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共识，我觉得该为方言赶紧做点什么了。方言吟诵是我国千百年来文人读书的方式，可现在，除了极少数读过私塾的老先生，吟诵早已后继乏人，消亡是近在咫尺的事情了。于是，在2012年，我请来多位吟诵名家，录制了人生第一份语言保护成果——方言吟诵专辑《湘诵》光碟。

时间再推移至2002年，我开始主持方言类节目《越策越开心》，节目成为爆款，观众的认可度很高，他们还送赠我“策神”的美誉。此时，我已明确自己将来人生努力的方向，一定跟方言有关。接下来便有了2013年《越策越开心》之特别企划版《方言听写大会》的登场，这档节目再掀本土方言热潮，且被作为母版广泛创制并传播开来。可以说，这是传播湖南方言文化最为成功的两档节目。

2016年，我和团队倾力打造的《多彩中国话》也是保护方言非遗的明星动员节目，呈现的方言更为多元化，并且走出湖南，六省联播（湖南经视、湖北综合、河南都市、安徽经视、江西公共及河北经视），影响力倍增。这一年，我还担任国内首档方言音乐网络综艺节目《十三亿分贝》的领队，还成为足荣村方言电影节的联合发起人。2018年4月我正式提出人生最大的愿望——建立“中国语言资源博物馆”，倡导构筑中国语言的永久安居、展示、传承之所。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的一种本能响应，用方言与影视相融合的方式，我希望普罗大众能爱上它，年轻的朋友能爱上它，热心的媒体也能爱上它。因为我热爱的方言是如此地美，我特别希望方言就这么一直美下去——你们可以不关注我，但你们不能不爱美的一切。

至于进入方言学术领域，始于2011年。湖南师大鲍厚星教授是我敬仰的湖南方言研究领域的带头人，那时在主持之余我经常偷闲，跑到先生家请教方言研究的问题。渐渐地，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发起并尽己之力资助一个方言保护公益项目——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建立湖南方言有声数据库。2013年下半年，我委托山青酝酿项目设计方案。山青也特别忙，直到2014年国庆期间，我和山青才第一次碰面，她拿出了细致具体、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以及《调查手册》编写方案。

2014年12月25日，我又约邀山青和北京的张栋博士一起探讨调查手册、数据库设计及特色打造等问题。方言的加速消亡让我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紧迫感，我和山青昼夜奋战，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微信上商量项目筹备和启动等问题，所以2015年项目能够得以快速推进。2015年元月，我们组建了11支以湘籍方言学教授、博士为负责人的调查研究队伍，召开了团队负责人第一次会议。2015年2月底，调查设备全部购置到位。2015年3月，将项目名称正式确定为“湖南方言调查‘響應’计划”，“響應”（繁体）中的“響”表示“乡音是最响亮的声音”，“應”取“方言研究及爱好者们的所有付出，定会得到更多民众回应”之意。在湖南境内确定57个调查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出资465万，最终研究成果是建立“‘響應’计划有声数据库”，出版调查报告丛书，所有成果将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2015年6月23日，以山青为首的项目组负责人精心编成《湖南方言调查“響應”计划调查手册》（试用版）。2015年7月5日，项目在湖南卫视正式启动。紧随其后，一批团队下到田间地头开始方言调查采录工作。至此，我的这一宏愿终于成为真实的存在了。

在总负责人山青、立中的带领及全体“響應”人的共同努力下，截至今年6月，项目组已完成44个点的田野调查工作，采集数据30余万条。历时四载的不懈探索与艰辛努力，“響應”计划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间方言保护项目，为2018年“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长沙的胜利召开做出了强有力的推动。为此，我倍感欣慰。

2015年10月，我受聘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顾问，一直在北京语言大学跟随曹志耘教授学习音韵学、方言学、语言调查等专业知识。期间除每年都参与田野调查和“響應”例会外，还参加了2017年以“如何走向全民语保”“语保世界观”为主题的南山会讲，且都做了主旨发言，探讨的是语言保护理念及实践等问题。我提出了精准语保、学术语保、兴趣语保、智能语保和全民语保的观点，以及使用多引擎共同推动语言保护的一些具体策略和做法（参见拙作《论语言保护》，2019），努力与社会各界一起来共同打造好中国语保的鸿篇巨制，从而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

以上就是我这些年来无心或者是有意为之的有关方言响应的事情，也是《湖南方言“響應”计划调查手册》这部书稿背后的筚路蓝缕。

《湖南方言“響應”计划调查手册》总体量大，内容丰富，包括方言调查和口头文化调查两个板块共12大调查项目：概况、语音、词汇、语法、自选话题、自由对话、方言熟语、民间歌谣、民间故事传说、方言吟诵、地方特色曲艺及自由调查。其中，单字（老男）调查2500个；词汇2910条，兼顾南北方言的共性和湖南方言的特色；语法220句，绝大部分均为原创，并多附有湖南方言说法；话题30则，涉及家庭、习俗、节日、信仰、方言、教育、文化、禁忌等诸多方面。

“響應”计划的施行，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语言学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教育厅以及我所在单位湖南电视台的大力支持，总负责人山青和立中以及“響應”团队全体成员在手册编撰、项目施行和田野调查中，倾注了满腔心血，付出了辛勤汗水，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鲍厚星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湖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刘新民先生以及编辑校对和装帧设计人员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前期工作，特此致谢！

虽然不管我们做不做这件事，这个时代都将一往无前，不管我们进入哪一种话语的洪流，沟通也将变得更透明和便捷，但对于话语古老特质的挽留，对话语地方特质的挽留，哪怕因此需要深入到一个小小村落，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美的最大敌人就是单调、统一和重复，我们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摆脱这样的敌人。

“乡音何处吒，客恨几时休。况有冥飞志，无为弋者求。”这是宋人王珪的诗，借以和知音共勉。

汪 涵

2019年6月23日

监制/任帅

主编/谌伟春

编辑/汤雅雯 李蕾蕾 丁维理（实习）

来源/响应计划